接下来要商议的是第一次研讨的主题，但是瞬间众人皆沉默了。
周言眉头微皱，对陈默说：“你可不能沉默，说说你的看法。”
陈默慌忙摆了摆手，推辞说：“我可不会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真的，我真傻，真的。”
周言无奈的看着用着祥林嫂语气说话的陈默，摇了摇头，然后指着蔡逸辰说：“你呢？逸辰兄。”
蔡逸辰开玩笑说：“我只会阿巴阿巴。”
周言无奈，又向几位女生询问了一番，但是她们都推辞了。
于是周言说：“既然现在大家都有所保留，那么就由我和逸辰给大家开开风气吧。我们先讲一讲。”
周言站起来说：“既然大家都如此谦让，颇有孔子所说的君子不器的作风啊。那么我就以器与不器。讲一讲我的看法哈。”
周言抿了口茶，接着如是说道：
《易经·系辞》中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看似器与不器的比较高下立判，而实际上尚有可论之处。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一书认为中国的科技是讲求实用主义的，所以“器”之科学则有广泛的代表性。然而《中国科技史》中又称“道”为中国传统哲学之源，这就把“不器”又推向了巅峰。由此可见，中国人对待“器与不器”问题的思考是二分的，在意识领域追求自然主义哲学的畅游，而一旦涉及现实的事务则又立刻倾向于了“器”的实用主义。有人也许会说这很好啊，正体现了中国人的通融善变，但是这实际上和笛卡尔的“二元论”哲学本源思想一样危险。鲁迅很痛恨中国国民的劣根性，于是我们也常常跟在后面骂，自诩为清流，但是一旦肩头稍有压力，那么清流便很快枯竭了。所以说夏瑜的坟头还有先生赠予的花环，而先生的墓前则是野草横生。处世之“器”贵于中庸的思想不啻在大众的沉默中达成了共识，任何在此刻依旧坚持“不器”的人都将会被群体排斥，流放于黑暗。“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此刻，“器与不器”的高下是否依旧立判呢？
一味渴求“器”的哲学，则容易陷入功利主义的泥沼，而反其道行之，沉迷于“不器”的理念，又会沦于虚无的幻梦。正如阳明心学的衰落不能说是守仁思想的落伍，而应当去诘问他那些坐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徒子徒孙们。“道”之“不器”永远是失意者的温床，但是一旦躺上，那么一切现实中的“器”都将成为朦胧中的幻影，最终被揉碎在时间的河流之中，随着逝去的理想付诸东流。
所以说，以“器”为器者，是现实的庸人，以“不器”为器者，是梦中的醉客。真正的“器”应当是对于事物规律的掌控，对于人生哲学的洞悉，然后将这些用于实际，懂一分就做一分，知则行，一味地“格物”永远只能“致知”。但须知“知”是无限，而“吾生也有涯”啊。
总之，“器”之大者，始于知，践于行，不苛求超世意义，但求普适价值。
周言说完，众人皆鼓掌。仿佛受到鼓舞一般，许诺站起来说道：“我近来读书不断思考如何看待问题，现在受到周言启发，忽觉得无非通、透、明、晰四个字。通即知识的广博，要涉猎广泛，此为思维之基础，不读书就容易空谈虚无，狂信鬼神。透是深度，要有思维的纵深，有远见，形成高屋建瓴之势。明是思维逻辑要明朗，要有思维模型，无哲学上的指导实践即趋于支离。晰是全面清楚，看清楚问题的来龙去脉，要有洞见，以史为鉴，论史知今。”
众人接着鼓掌。
夜幕降至，读书会开启了第一系列的活动：关于艺术。
周言从包里拿出自己准备的分享心得，开启了周言的意象世界：
提到艺术学，无可避免的需要回答几个问题：什么是艺术？艺术是怎么来的？艺术有无高低之分？
现在我们想象就有一朵花，生长在大自然中的山上，对于这朵花，我们可能会发出“这是大自然的艺术！”的感慨，而这朵花可能会被称为艺术品。
我们继续想象的这一朵花，还是生长在大自然的山上，有一位画家画下来这朵花的样子，对于这幅画，我们可能会发出“这是画家的艺术！”的感慨，而这幅画可能会被称为艺术品。
还是我们想象的这一朵花，生长在大自然中的山上，有一位画家正在画着这幅画，摄影师拍下了这一幕，对于这张照片，我们可能会发出“这是摄影师的艺术！”的感慨，而这张照片可能会被称为艺术品。
同样还是我们想象的这朵花，生长在大自然的山上，有一位画家正在画着这幅画，摄影师在一边拍着照，然后这时候后导演突然说了一声“卡”。画家和摄影师停止了表演，编剧、灯光师、摄像师、场记、制片等等一系列工作人员走了出来。对于这个场景，我们再来用之前的逻辑试着回答一下什么是艺术的问题。
我们先站在绝对性的立场作出肯定地回答：这些都是艺术。也可以站在绝对性的立场做出否定回答：这些都不是艺术。当然，也可以持相对性的观点来回答：有的是，有的不是。对于做出回答的差异性在于我们的“经验世界”的不同，“经验世界”在哲学上的通俗解释为：我们主观上所感知到的世界，是第一人称的立场，并客观的真实世界。所以我们对于之前关于花的一系列讨论是非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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