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的大量流失，但每年应缴的赋税并没有减少，连年累积下来数目惊人，官府却是催征不断，这些赋税就落在了还留在本地的百姓身上，留守的百姓交不起了，只能逃亡，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崇祯四年南京礼部侍郎钱士升在奉命祭告皇陵后，向崇祯报告了凤阳的衰败景象：土地多荒，庐舍寥落，冈陵灌莽，一望萧然。他在奏本中希望崇祯能够给凤阳减负免征，崇祯当时正忙得焦头烂额，哪有心思顾及一府之地的好坏，直接就把钱士升的奏本留中不发。
陈奇瑜到任后，在对凤阳的情况大致了解后，与凤阳知府李启梅、巡按御史陈良谟一起，召集当地富豪士绅与会，商讨如何振兴凤阳之计，并言明已向朝廷上奏，请求减免凤阳赋税；当务之急便是趁冬季农闲时节，兴修水利，开荒拓地，收购耕牛骡马等牲畜，争取明年夏收能有个好的收成；但官府无钱，还请诸位士绅慷慨解囊，共度时艰；捐献钱粮多者，巡抚衙门会向朝廷上本，给捐资者国子监监生的名额，以示表彰。
与会的士绅不是致仕回家的朝官，就是家中有人在朝为官的家族，凤阳虽然是个穷地方，但这些人依旧通过各种手段谋得了不小的财富，利用天灾人祸之时，百姓为了活命，强迫百姓贱卖田地是士绅们惯用的手段，然后再将田地佃租给原来的主人，每亩收取十七的田租，致使凤阳所有的耕地，十之七八集中在了这些人手里。
至于被召集来的富商，也都与官场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上至各级主官，下至书吏衙役，都被他们的银子喂得饱饱的，可以说在凤阳这个地方，他们谁都不怕，巡抚大人又如何？不管巡抚有何指派，还不得靠下面的各色人等具体实施？如果巡抚的指令损害了大伙的利益，用最常用的拖字诀就能让大人焦头烂额，最后只能妥协了事。
但巡抚大人今日只是劝募，这也是历任新官必有的一个过场，大伙总要给大人一个面子，于是在一位四品致仕士绅的带领下，大家你五百，我三百的各自说出自己要捐输的数目，最后共募得白银三千两，粮食八百石，这已经是看在陈奇瑜昔日做过五省总督的面子上能给出的最大诚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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