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动万分的徐悲鸿日夜揣摩这幅意境缥缈的画面,并根据所绘神仙数量将其命名为‘八十七神仙卷’,随后还精心刻制了一方‘悲鸿生命’的印章钤在其上,由此可见其对这幅画作的珍视程度。这也是这幅画第一次出现在世人眼前。
香港画展结束之后,徐悲鸿急切地返回内地开始对《八十七神仙卷》进行深入细致的考证鉴定工作,并于1937年在南京邀请张大千与谢稚柳等人鉴赏。
当张大千一打开《八十七神仙卷》时,不由得大吃一惊,顿时就呆愣在原地,‘叹为观止’。他给予了一番纵横恣肆的赏评:《八十七神仙卷》场面之宏大、人物比例结构之精确、神情之华妙、构图之宏伟壮丽、线条之圆润劲健,都非宋代绘画样本所能比拟,即便与北宋武宗元传世的《朝元仙杖图》巨作相比照,虽然两者的构图与人数相同,但是其笔力与气势明显逊色于这幅《八十七神仙卷》,因此可知这幅《八十七神仙卷》很可能是唐武宗会昌年间的作品,或者说至少是‘吴家样’的摹本,与画圣吴道子有着密切关联。
谢稚柳更是从绘画技法上对《八十七神仙卷》加以分析说:此卷画法极具隋唐壁画的典型特征,比北宋武宗元的《朝元仙杖图》更接近于唐风神韵,因此此卷非吴道子之手笔莫属。
对于张大千和谢稚柳的这番评价,徐悲鸿在表示认可与赞同的同时,也在跋文中写道:《八十七神仙卷》之艺术价值‘足可颉颃欧洲最高贵名作’,可与希腊班尔堆依神庙雕刻这一世界美术史上第一流的作品相提并论。
1939年1月,徐悲鸿只身一人携带自己的精品及所收藏的历代书画数百件,由香港赴新加坡举办筹赈画展。画展取得极大成功,仅门票和卖画所得助市一万两千四百余元。徐悲鸿将这笔巨款全部捐献,此笔义款成为当时广西第五路军抗战阵亡遗孤的抚恤金。此后,徐悲鸿又先后在吉隆坡、恰保、摈城举办义展,共得款六万余元,也全部作为救济祖国难民之用。徐悲鸿抗日爱国的义举在当地广为传说。
1939年1月,徐悲鸿只身一人携带自己的精品及所收藏的历代书画数百件,由香港赴新加坡举办筹赈画展。画展取得极大成功,仅门票和卖画所得助市一万两千四百余元。徐悲鸿将这笔巨款全部捐献,此笔义款成为当时广西第五路军抗战阵亡遗孤的抚恤金。此后,徐悲鸿又先后在吉隆坡、恰保、摈城举办义展,共得款六万余元,也全部作为救济祖国难民之用。徐悲鸿抗日爱国的义举在当地广为传说。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飞机袭击了新加坡。新加坡淬不及防,陷入一片混乱。徐悲鸿原定赴美展览计划不能成行,使他进退两难。而最使他困扰的是随身携带的数百件珍贵艺术品将如何处置。经过周密的商议,林庆年、庄惠泉等人将徐悲鸿疏散到安溪会馆办的崇文学校内。林和庄都是徐悲鸿筹赈画展筹委会领导人,他们把徐悲鸿存放在好友黄曼士家中的绘画、书籍、印章、陶瓷及四十余幅不易携带的油画秘密运到崇文学校,并装好放在一些皮蛋缸里。将其埋在一口枯井里。
徐悲鸿不忍心撇下这批积累多年的宝贝,于是,决定留在新加坡,要与他的艺术品共存亡,时局越来越紧张,在朋友们的多次劝说下,徐悲鸿决定回国却又担心归途中有闪失,他决定轻装简从,经再三挑选,只得忍痛将自己的大量作品留在了新加坡,只身携带《八十七神仙卷》登上开往印度的最后一班客轮,取道缅甸,历经艰辛回到祖国。国宝得救了,可是徐悲鸿呕心沥血创作的四十余幅油画却不知去向。数十年心血,他为之伤痛,然而当徐悲鸿看到完好无损的《八十七神仙卷》时,心中才感到宽慰。
1942年,徐悲鸿历经千辛万苦回到祖国,就任已迁往云南昆明的国立中央大学(时为西南联大一部分艺术系教授。当时,云南昆明虽未沦陷敌手,但是敌机轰炸极为频繁与疯狂,徐悲鸿等西南联大师生们为了躲避敌机轰炸,一天之中要多次躲藏进防空洞内。
这年5月10日,当空袭警报再次响起时,徐悲鸿像往常一样放下手边事务与大家一道匆忙跑进防空洞,当警报解除回到办公室时,他突然发现办公室内的箱子竟然全被撬开了,自己珍藏的《八十七神仙卷》和其他30余幅画作不翼而飞。徐悲鸿顿时面色煞白、头晕目眩,一下子昏倒在地……
国宝失窃,震惊世人。国民党云南省政府接到徐悲鸿的报案后,立即派员侦察并严令限期破案,然而《八十七神仙卷》犹如翩然飞去的黄鹤一般,竟杳无踪迹。三天三夜寝食不安的徐悲鸿,在忧心如焚中血压急剧上升,病倒在床上,从此种下了高血压的严重病根。一向极为注重仪表的徐悲鸿,头发蓬松,胡须杂乱,日益消瘦,竟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
1944年仲春时节,徐悲鸿偕新婚妻子廖静文告别伤心之地——昆明,来到国民党陪都重庆,暂住在中国文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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