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不其然，拆开来里面是一本二零零一年四月份刚出版的《读者》，翻开书，浓浓的油墨香味扑鼻而来......
“这是什么？汇款单！”姚江生弯腰从地上捡起一张比巴掌略小的纸张，那纸张上目测有打印的蓝色字体，“二十一块，不错啊小伙子，你靠文字赚钱了。”
“成功了成功了，我成功了，我的文字被收录到《读者》书里了。”确认这不是“退稿信”的王威国兴奋地张开双臂，正准备给对面的姚江生一个大大的拥抱，突然他的动作又停止了，应该是意识到了自己的瞬间失态。
“祝贺你！”姚江生把刚刚从地上捡起的汇款单递了过去。
参加过“京城五十周年大阅兵”的人，什么大阵仗和大场面没见过。
接过了汇款单，王威国紧紧握住姚江生的右手，用力地摇了又摇，仿佛这个“款”是指导员汇给他的。
他俩可以说都是搞文字工作的人，只不过一个按部就班的被条条框框桎梏住了大脑，限制住了发挥；而另外一个则是可以天马行空不受约束，由着自己的性子和爱好，随意堆砌和组合文字。
他俩也可以说是文字的“搬运工”，姚江生的“搬运”，那是日常的工作，是本份；而王威国的“搬运”，有可能一举成名声名鹊起，也有可能只是昙花一现，在一个不算灿烂的烟花放过之后，就归于长久地沉寂。
写文的人都清楚地知道，要想始终竞走在文学这条路上，你必须放下一切私心杂念，做个默默无闻的“苦行僧”。
在接受了一通指导员思想上的洗礼和灵魂上的拷问后，王威国带着一颗感恩的心走出了连部。
他得去向新兵班长报喜，元旦节寄信当天，他和梁荆宜有个私下约定：如果投稿给《读者》的文章被发表录用的话，有稿费了，他是要请客的。
男子汉大丈夫一口唾沫一口钉，他得说话算话呀！
梁荆宜没让他请客，才二十一块钱，能请什么客嘛，两瓶可乐，两袋花生瓜子，也就所剩无几了。
再说王威国本身在新兵连期间，那都是节俭得要死要活的，让他请客，梁荆宜是万万不会的。
元旦那次，不过是俩人之间开的一个玩笑罢了。
心意领了，其它的就算了吧！
王威国则是当着梁荆宜的面，继续放出“缩小版”的豪言。
以前在新兵连时，这货放“卫星”说，要成为一名军旅畅销书作家，现在他改成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新闻报道员，就像连队副指导员刘河爱一样，凭着一支笔，仅仅在炮兵团四年的时间里，就整两个金灿灿的三等功挂在了胸前。
梁荆宜一边对他的豪言表示夸赞，一边捎带着问他的专业学得怎么样了？
谁知说起专业，这货马上就像被霜打过的茄子一样蔫而吧叽的，原因无它，侦察专业他不感兴趣，平时的学习和训练，他都是“应付式”的，所以成绩有点“拉胯”，也就不足为奇了。
他说，侦察班四个同年兵，陈德俊、王章燃、朱辉志和他，其中陈德俊和他学的是侦察，王章燃和朱辉志学的是计算，他是四个人里面最不受班长郭中华待见的。
这其中有个人性格和作风养成方面的因素，但更多的也是因为他的训练态度不端正。
这货在临去集训队时，还和梁荆宜说：我想调到炮排当个简单的炮手。
“少尼么的自甘坠落！”梁荆宜气得一脚踹在他的屁股墩子上。
等这货走了看不到人影了，梁荆宜才想起来自己还有事找他帮忙呢！
可惜的是，为时已晚。
一天后，梁荆宜“自吹自擂式”的事迹报告交到了连部，指导员姚江生笑纳后，也没提出什么宝贵意见，仿佛他很满意似的；
三天后，在团俱乐部召开表彰大会，团领导对“十佳思想工作骨干”进行了颁奖。
而事迹报告嘛，就这样在雄壮的进行曲中不了了之了。
经此一事，梁荆宜算是深有感触：这大概就是所谓的“计划不如变化，变化不如领导一句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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