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死妻子的多半都是丈夫，如果波拿巴是当场捉奸，约瑟芬和她的小情人就算被杀了也是合法的，问题是波拿巴听说那个消息的时候人在埃及，他如果当时选择离婚，所有人都可以理解的。
可是他原谅了约瑟芬，看在两个孩子的份上，欧仁和奥坦斯付出太多了。
法军在帕维亚干的事经过谣言渲染已经失真了，造成了极大的恐慌，但除了初期的混乱以外，因为严苛的军纪波拿巴枪毙了好几个闹事的法国人，对意大利人的伤害有限，主要是钱方面的问题。
在埃及干的才是惨无人道，杀俘这件事很不光彩，这也是英国报纸攻击他的地方。
不过和叶卡捷琳娜女王所做的相比，波拿巴所做的是粮食紧缺时的举措，不算无奈，而是无法妥协的选择。
粮食减产5%就饿死5%的人，以法国当时的人口基数大概要饿死120万人，这样粮价就不会无限制得涨上去，因为人人都能吃饱。
这么做当然不人道，大家都节省一点，处于半饱的状态，那么就能都度过难关了。可是饿肚子的滋味哪有那么好受，这种饿和节食减肥自我饥饿不同，而是外因，饥饿的人是愤怒的人，那是人的又一项原罪。
没有财产的不平等，社会就不能存在，而没有宗教，就不能保持财产的不平等。当一个人饿得要死，身旁却有另一个人饱得要吐的时候，他是不能忍受这种差别的，除非有一个权威对他说：上帝的意志就是这样，这个世界上必须有穷人也有富人;但是，在来生和在永生中，贫富之分将完全不同。
吉伦特派在取消了最高限价后人们的痛苦不仅仅是来自于食物短缺，更来自物资的价高者得的“市场规律”，商店有了库存，有钱人只需要到店里购买即可，因此过去的有钱人、业主或是大财主只要付成捆的指券、拿出私藏的金路易就能买到食物，他们甚至还能花钱吃上一顿大餐，享用高级红酒和精致的菜肴，而大批的巴黎下层人民却挣扎度日。
他们将国王、贵族送上了断头台，很快就沦为乞丐，因为他们把自己老板的老板杀了，所以工厂无法再给工人发工资。
新的政权接手了那些产业，却指望市场经济能自己去解决那些问题，或者给予表面的施舍，许多人饿到自杀。
有一个带着孩子的母亲因为没有分到面包，直接将孩子拴在腰上，一起跳进了塞纳河。几位要分娩的产妇要求马上分娩，以杀死腹中的孩子。
因为穷困和绝望，人会干出很不理性的事，解决办法是什么？没收教会的资产。
真正分到穷人手里的没有多少，绝大多数都被上层瓜分了，大量群众因为减少了食物摄入而变得虚弱，甚至无法工作，尤其是女人，她们以垃圾、腐烂的蔬菜、肉店里的血为食，男人则不敢回家，因为家里有快饿死的妻子和孩子，而他手里没有食物。
国民公会就此垮台，饥肠辘辘的人们高喊着复仇，将吉伦特派送上了断头台。
雅各宾派其实也不见得是好人，很多激进运动都有他们参与的身影，他们吸收了大量社会底层人物，这些人不同于小酒店和肉铺的老板这种“无套裤汉”，首先是当雇主亏钱时幸灾乐祸的低等老公，之后是旧货商、二道贩子、在无罪者墓地撑着阳伞卖烤肉和扁豆的小厨子，以及自以为现在可以向主人发号施令的家仆。
然而这摊烂泥里最常见的还是来自于“泡沫和泥浆”的阶层，他们包括各个行当的恶棍、生活放荡不羁、不修边幅的劳工和流窜在人群中的小偷，这些人大多在萨尔贝特里尔拘留所呆过，在被放出来后过一段无序的生活，而后将比赛特尔医院作为自己的归宿。
“从萨尔贝特里尔来，到比赛特尔医院去”是这些人的人生格言，他们的生活毫无节制和规律，无论身上有50个里弗尔还是只有5个，都会一个子儿都不剩得全数花光，正是这群人攻占了巴士底狱、发动了八月事变。
没人会借钱给他们，他们对自己的婆娘毫无感情，而且时常将嗷嗷待哺的孩子扔在家里，独自去杜伊勒里宫或者是雅各宾俱乐部参加活动，在他们看来参加政治活动，靠给人在议会鼓掌拿钱更为安逸。
“克里森”在与初恋情人欧仁妮分手后在巴黎潦倒了一段时间，然后就和这些人混在一起了。
1792年的9月2日，在马恩河畔沙隆( Chalons-sur- Marne)，年过八旬的尚菜勒( Chanlaire)老神父刚刚在马伊(Mail)完成例行的日经课，夹着自己的祈祷书往家里赶。在路上他遇到了一些巴黎志愿军;后者觉得他看上去过于虔诚，心中可能对革命不满，于是要求他大声喊：“自由万岁!”。老神父的耳背没有听见，因此也没有回应。他们一把抓住他的耳朵；由于他年纪太大，走得没有他们快，结果拉扯之中耳朵被撕破。这些**一见到血，就十分激动，他们干脆用刀将神父的耳朵和鼻子割了下来，并把他带到市政厅门ロ。当时在市政厅负责巡查放哨的是一位公证员;他一看到这样的恐怖景象就吓得逃掉了。其他几名当值的国民卫队士兵则立即关上市政厅的铁栏门。于是这些巴黎志愿兵们推搡着这名可怜的神父向地区政府和省府走去，以此来“震慑贵族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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